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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期又将结束。离开前,母亲照例是要帮助整理行囊的。 “我今年85岁了,往后的日子还有多久说不准了。”母亲平静地对我们说。接着,她慢慢打开一件旧衣裳,拿了一本存折,说里面有一点积蓄,是留着自己万一有个三灾六病应急用的,或者哪一天就百年了,置办身后事也好有个支应。
正在说话,一个小红本掉到了地上。拣起来一看,原来是“下郑公社土地承包责任书”,里面是父亲记录的历年土地承包经营完成情况。看着这个红本子,我的双眼慢慢湿润了,似乎又看到了老宅的院子里一大早就鸡飞狗跳的情景:母亲大声地喊着我们的名字,叫我们起床。割稻的,种田的,采猪草的,还有砍柴的,她都会一一分派清楚,而那最重的担子总是留给她自己挑。
当年我们家8口人吃饭,奶奶年事已高,父亲那几年却正患着坐骨神经痛,无法下地干活。我们兄妹6人中,唯一可以帮助母亲干活的大哥,早几年已经到隔壁村子做了上门女婿。只有我刚刚读完大学参加工作,平时却住在十几里路外的中学里,弟弟妹妹们都还在读书,我们只是在节假日才能帮着母亲干些农活。
每天清晨,母亲总是天没亮就起床,到村口的溪边挑水,要挑满满两大缸才够人畜一天饮用。有一担挑回来的,就会有一担挑出去的。人畜的粪水在那个年代是庄稼不可多得的肥料,一点一滴都不舍得白白浪费掉,都要挑到田间地头。
山村的小路狭窄而弯曲,有些上山的小道更是陡峭。母亲却必须把一百几十斤的重担挑上去。天晴尚且不易,雨天路滑,常常看到母亲回来时浑身上下都是泥浆,有时脸上手上还会流血乌青,不用问,这肯定是她又在哪摔了。
这样的时候,母亲的脾气会变得很差,我们这群平时喜欢哇啦哇啦大声说话唱歌的兄妹们都噤若寒蝉,一个个会自觉地赶紧干活,免得被母亲骂一顿。如果谁敢调皮捣蛋,说不定还会挨打。我们家人口多,田地也多,每年暑假的“双抢”,村里最早完成的常常是我们家。因为我们家有个身先士卒雷厉风行的“大元帅”,所以才会让这群小啰喽全部都成了精兵强将。
其实我最清楚,弟弟妹妹们常常是暑假还没过一半就开始天天盼着开学,也只有上学了,才能“休息”。可是,母亲肩上的担子却躲无可躲。每年除了交给国家的征粮、购粮、余粮,还有油菜、小麦、棉花,都得一担一担挑到十里路外的公社粮站。从村头到粮站要涉过四条河,粮食挑去时还有力气,不觉得河岸难爬,等到挑农药或者化肥回来,常常是又累又饿,这四条河简直就是四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啊!
那个年代,母亲几乎是肩不离担、担不离肩度过每一天。长期的重担压迫,使她双肩连接手臂处增生出了高高的两驼肉疙瘩,年轻时绣花的巧手粗糙得像磨墙的沙皮一样,特别是她的双脚,十个脚指头又长又大,大拇指外侧的骨头高高隆起,除了穿草鞋最合适,穿别的鞋都会硌脚。
母亲为我们扛起了整个世界,我们却一个一个离她远去了。
有一年秋天,母亲带着父亲采摘橘子,路过的人看到母亲像鸟一样站在树梢,就好奇地问:“你们家今天多少人剪橘子啊?”父亲大声说:“七八十个。”那人不信,又问:“人呢?”父亲指着母亲,又指着自己说:“树上70多,树下80多。”周围都是采摘橘子的乡亲,听了父亲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这个笑话第一次传到我耳朵时,我哭了,深深的愧疚刀子一样扎着我的心。
父亲82岁那年去世了,母亲一下子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在老家,她的肩膀变得瘦削,那两块肉疙瘩也不见了。二妹妹把她接到了县城,让她和小区的老人一起学跳广场舞。谁知道没过多久,母亲不但把广场舞学会了,而且还交了许多朋友。
母亲80岁那年,我把她接到了身边,开始还担心她适应不了,出门前都要反复叮嘱她注意事项。有一天,我在小区看到母亲正在向一群老年人示范跳广场舞,这真让我喜出望外。不久之后,有社区模特队送来了母亲的两张模特艺术照,看着照片里母亲幸福的微笑,我的心中流过一股滚烫的暖流。
本文来源:北海日报